八
那个上士名字叫李全有，小兵叫王浦生，这是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同学们第二天就知道的。小兵的兵龄才一个月，是从家门口的红薯地里直接给拉进兵营，套上军装的。套上军装当天，他得到一把长枪，一条子弹带，然后被拉到打谷场上，学了几个刺杀动作，操练了几个射击姿势，就被拉到了南京。他连一枪都没有捞到放，因为长官说子弹太金贵，都留到战场上去放吧。可是他在战场上也只捞到放几枪，就挂了彩，整个大部队投降的时候，他还不太明白他的军旅生涯已经结束了，他十五岁的一条命，也差不多结束了。
上士李全有的左腿受伤很重，挨了四刀，膝盖后面的筋被扎断了，因此这条腿像是他身体上最先死亡的一部分，无力而碍事地被他拖着。他和王浦生如何被枪杀，以及他们又如何逃生，是戴少校一再追问才问出来的，最开始，戴少校一问他，他便说： “提它呢？娘那×，老子可没那么窝囊过！”或者说：“啥也不记得了！”直到第三天，喝了点酒，他才把事情始末告诉少校，酒当然是教堂浮财，是女人们偷出来给军人们的，那个时候军人们和女人已经处成患难知己了。
故事被戴少校讲给了法比，法比又转告了英格曼神父。等我姨妈书娟以及其他女学生听到，已经掐头去尾，支离破碎。书娟大起来，又碰见已经辞退神职的法比，阿多那多，从法比那里又听了一次李全有和王浦生的故事，那时，法比讲出来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和想象编辑的，故事不连接的地方，被他多年来掌握的有关那场战争的宏观知识填补了。并且，在法比把这故事讲给成年后的书娟之前，已经给无数人讲过，在讲述中故事不断被完善和逻辑化，所以书娟在八十年代听到老年法比讲的故事，就比较丰满，甚至文学化。
故事是这样的，李全有和王浦生所在的部队在宣誓“人在城在，****最后一个人”之后的第二天，就失去了和总指挥部的联络。就是说，他们的长官不知道接下来去往哪里打、怎么打，也无法知道敌人的进攻方向。长官们还不知道，他们已被更大的长官出卖了，前线稍微先进些、完好些的无线电装备，此刻已经被装上车船，往后方运送。一支三百架飞机的空军部队，是蒋总统唯一的空中战斗力量，因此也让他当做政府侦察的敌军位置，因此炮兵失去了发射方向。步兵是由不同地方调来的，失去无线电为他们彼此联络，谁也不知道该配合谁、增援谁， 的部队只差一步就能阻止敌人破城了，但是伤亡过重，弹药耗尽，而就在他们附近的友军因为毫不了解情况，把增援的机会错过了。
在该增援友军而按兵不动的部队中，有个三十岁的老兵油子，他就是李全有，等日本兵攻破友军的阵地，从他们身边大踏步进入城市，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是一盘棋中死去的棋子。
好在天色暗下来，他们和敌人稀里糊涂地交错过去。夜里，他们被自己的长官出卖了。上尉以上的军官都天黑之后跑光了。清晨来了一架日本直升机，还有个汉奸在大喇叭里喊话：“中国士兵们，大日本皇军优待俘虏！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等着你们的是大米饭、热茶和皇军的罐头鱼肉！……”到此刻，中国士兵们已经三四天没闻到大米饭的味道了。飞机围着山头转，山坡上的柏树下，都是仰着头的中国士兵。过了一会儿，飞机转回来，大喇叭里的汉奸变成了日本婆娘，用日本舌头喝了一支中国歌。飞机再次转回来时，满天都是白纸张、黄纸张、粉红纸张。中国士兵捡起那些纸张，有个别认字的人说：“这是日本人撒的传单，要咱投降！”有识字识得多的，便说：“这上面说了，保证不杀不打，保证有吃有住，还说只要抵抗就剿尽杀绝。南京所有的中国军队都投降了，都是在受优待呢！”还有一张传单不那么客气，说日本皇军的等待不是无限的，假如到明天清晨五点还不投降，什么都晚了。
夜里，中国士兵们把各种可能性都讨论了。李全有是他们连队的班长，向排长提出，可以化整为零趁天黑逃走，能不能逃出去，可以碰碰运气。排长说： “你想到的，恐怕日本人都想到了。”另一个上士班长说：“咱拿着这些传单，要是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咱能找他评理，这些传单白纸黑字，都是凭据！这儿还印着他们司令官的名字，他敢赖不成？！”
有的传单上印着投降和投降条例：第一，把武器搜集成一堆；第二，士兵按班、排、连列成队伍，打头的举白旗——白色床单或白色衬衣都行；第三，每个士兵军官都必须把双手举过头，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日本军队提倡秩序，扰乱秩序者一律严惩。
李全有一口干粮都没有，但烟还有半袋。他装了一锅又一锅烟，想打定主意，是跟大部队一块投降，还是悄悄猫下来，或者趁天黑偷偷摸出去，如果他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跟着投降。所有弟兄都掏出烟，相互让着，又潮又冷的气息被密实的松树、柞树吐出，在夜里灌进几千个饿汉的血肉，唯有抽烟能给他们一点舒适。
他们不知道，正在此刻，比他们少十倍的日本兵在山坡下看着满坡密密麻麻的烟头上的火星，感到有些畏惧：这毕竟是一个壮大的军事集体，万一传单散布的诈降失败，是很难对付的。
李全有最终放弃了逃走和潜伏的打算。投降的结果是已知的，至少日本人的传单让他们看到朦胧的下一步，逃亡和潜伏的结果却未知。还有李全有跟他所有的战友一样，在凶吉未卜的时候，总是相信集体的决定，集体是几千人的胆量相加，就是一份毁灭的危险被几千人分承，也容易受得多。
清晨五点，中国士兵们的第一杆白旗升起。那是一个号兵举着的一条白床单。床单是一个团长逃跑之后遗忘的。床单被裁成四块，分别发到四个团里，雾刚刚起来，等中国战俘到了日本兵跟前，才发现如此悬殊的敌寡我众。昨夜要是突围应该能突出去，因为他们没有无线电设备，无法知道中国军队的全盘局势，被敌人钻了空子。
这支部队里有个命最大的，一直活到八十多，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这个老兵从全世界集中的历史资料中得知，日军在一九三七年攻打南京时多么无耻诡诈，如何早早谋划好骗局，离间中国军队，同时一支一支部队地进行诈降。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丝诚意执行《日内瓦国际战俘条约》。八十多岁的老兵看着一队戴相同遮阳帽的日本旅行团，心被一句痛骂憋得疼痛。
那是后话。现在我还得回到李全有的故事中来。
从另一条小路上，走来的是一支轻伤员队伍，其中有个脑袋扎在三角巾里的少年。李全友的连队奉命在岔路口停下，等伤兵的队伍先过去，似乎受降的日本兵想得很周到，让伤员最先进入他们“有吃有住”的安全环境。这个时候，李全有和小兵王浦生还是陌路人。
在四面白旗的带领下，中国战俘们沉默地走上公路。隔着十米会有一个横着长枪的日本兵押解，有时还会冒出个中国翻译，叫战俘们：“跟紧了啊！走快点！”碰到这样的汉奸，战俘队伍里总会有一两个人问他们：“日本人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
“不晓得。”汉奸会这么回答，脸跟押解的日本兵一样空白无内容。
“前头有饭吃，有水喝吗？”某战俘会问。
“那还能没有？”汉奸说。
“日本人真的不打不杀？”
“不杀！赶紧往前走！”
真有一些钻牛角尖的中国战俘，怀里揣着那些传单，他们见到汉奸，会把传单拿出来，让汉奸看看，他们抱的希望是有根据的，不是虚妄的，应该找日本人兑现。
这些跟汉奸们交流过一两句的战俘很快会成队伍里的转播站：“真不杀？”“他说不杀……”“真给饭吃？”“他说给。”
传着传着，话就越发顺着他们的心愿变幻： “到前头就有饭吃了！再走一会儿就到了！日本人从来不杀战俘！……”
再走一阵，吃的和住的还是无头绪，战俘们前一刻落实的心又悬浮起来，相互间再次打听：“刚才你听谁说有饭吃？”“听你说的！”“我说了吗？我是说恐怕快要发饭了……”“那再找个翻译问问！”
到了上午十点多，雾开始散了，他们来到一片炸塌了的厂房外。日本军官和翻译交待几句，翻译拿着铁皮话筒对中国战俘喊话：“中国官兵们，请大家在这里稍事休息，等待上面命令。”
一个中国兵胆子很大，大声问道：“是在这里开饭吗？”
日本军官生铁般的目光指向他，所有中国战俘的心都一冷，这哪里像给饭吃给住处的样子？
他们看到两天前经过的城市现在生息全无，空得闹鬼。
翻译又领授了日本军官的意思，再次向中国战俘喊话：“开饭地点在江边，开了饭，就用轮船把你们运送到江心岛上，在那里开荒种地。日军的军需口粮，以后要由诸位来供给……”
所有中国战俘都被这个交待安顿下来。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可信的交待，他们进一步看到自己的下一步，尽管饿得站不住，心情好了一些。翻译接下去又说：“在此休整时期，大家需要暂时忍耐一下，配合一下日军官兵，把手让他们绑起来……”
铁皮喇叭还在饶舌，中国士兵们已经大声表示疑惑了：“好好的绑我们的手干什么？！”
“他们有枪，我们赤手空拳，还要捆我们？！”
“不干！”
一片闹事的声音起来了。
一个日本军官吼叫一声，所有刺刀一块儿进入刺杀预备动作。
中国士兵们安静了，队形缩小一点。
铁皮喇叭开始转达日本军官的意思：“捆绑正是怕大家不守纪律，失去控制，上船过江，在船上乱起来是很危险的，皇军是考虑到你们的安全。”
汉奸把嗓子都喊毛了，还是没有打消中国战俘们的疑惑。
有一个中国战俘跟翻译对喊：“把我们的手绑起来，到江边让我们怎么吃饭？”
翻译回答不上来。中国战俘们都被这句话提醒了，没错，日本人不是说到江边开饭吗？怎么又说捆绑是为了上船的秩序？都绑上怎么端碗拿馍？日本兵就这么些，人手够喂我们的吗？就是相信他们，我们该信哪句话？
日本军官凑到翻译跟前，问中国战俘又闹什么？翻译含着微笑，把日本军官前后矛盾的计划指出来。
日本军官思考了一会儿，跟翻译嘀咕一阵，翻译转身，扬起大喇叭说： “中国士兵们，中佐认为你们言之有理，他考虑欠周到。这样，大家先就地宿营，等联系好伙食供给部门，再通知大家。”
王全有和战友们被日本兵押进了工厂的空地，五千多战俘把这厂房内外塞得爆满，谁想偷点空间伸个懒腰、打个盹都不行。过分的疲惫和饥饿还是让战俘们直直坐着睡着了。他们在天暗下来时陆续醒来，没一个人还有力气从地上站起。
李全有的位置靠外围，离他一步远，就是一把长长的刺刀，他顺着那刺刀往上看，看到一张空白无内容的脸——一个十八九岁的日本兵，李全有问：“水？有水吗？”
日本兵看着他，把他当一匹骡子或一件家具看。
李全有做了个喝水的手势，心想看一个木板凳的目光也不会比这日本兵的目光更麻木了。
“喝水！……”另一个中国战俘跟李全有一块儿要求，一边比划一边念叨，把两个中国字念得又慢又仔细，似乎被念慢了的中国字，就能当日本字听得懂了。
日本兵还是一声不响，一动不动。
好几个中国战俘都参加进来，对日本兵连比划带念叨：“水！水！水！……”
李全有说：“装什么王八蛋？明明懂了！不给饭吃，水都不给喝一口！”
“水！……水！……”
更多的中国战俘请求。
日本军官又一声吼叫，枪栓拉开了。
中国战俘们低声议论：“早知道不该进到这破厂子里头来，跟他们拼都舞弄不开手脚！”
“要拼早上就该拼，那时肚子没这么瘪！”
“早知道昨夜里就拼，咱那么多人，那么多条枪！”
“要知道日本人就这点人，才不理它传单上说的呢！非拼了不行！”
“行了，那时候没拼，现在后悔有屌用！”李全有总结道。
翻译此刻又出现在中国战俘面前：“中国官兵们，因为后勤供给的故障，只能让大家再忍耐一会儿，渡到江心岛再开饭……”
“肯定有饭吃？”
“中佐先生向大家保证！已经跟江心岛上的伙夫们说妥了，准备了五千人的馒头！”
“五千人的馒头！”中国战俘们一片议论。任何具体数字在此刻都增大信息的可信度。
“不知道一人能给几个馍？”
“能管饱不能？”
“船得走多长时间才能到岛上？”
翻译又说：“所以，船已经在江边等着了，现在请各位配合，排好队列走出来……”
中国士兵们几乎用最后的体力站起身，每人都经过了三四秒的天旋地转、两眼昏黑才渐渐站稳。多数人背上和额头上一层虚汗。他们走出坍塌的工厂大门时，翻译口气轻松地说：“请大家配合，把双手交给日军捆绑，为了上船的秩序，只能请大家委屈一会儿！……”
黄昏中看一柄柄刺刀似乎显得比白天密集。几十支手电筒的光柱在中国战俘的脸上晃动。汉奸继续说：“只是为了万无一失，不出乱子，请大家千万别误会！”
李全有觉得日本人的森严和汉奸的友善有点不相衬。他连琢磨分析的体力都没了。这一天的饥饿、干渴、恐怖、焦虑真的把他变成一条会走动的木板凳了。
又是一个小时的行军，听到江涛时，天上出来一轮月亮，队伍从双列变成单列，渐渐到达江边，最后一队战俘到达江边时，月亮已经明晃晃地当空了。
中国战俘们一个个被反绑两手，站在江滩上，很快就有人打听起来：“船在哪里呢？怎么一条船也没有？”
翻译官不知去了哪里，他们只有自问自答：恐怕一会儿要开过来吧，这里不是码头，不能泊船，恐怕船停在附近的码头上。
江风带着粉尘般细小的水珠，吹打着五千多个中国战俘。
“那我们在这儿干什么？”有人问。
“等船吧？”有人答。
“不是说船在等我们吗？”
“谁说的？”
“那个汉奸翻译说的。”
“他说的顶屁用！这里又没有码头，船怎么停？当然要停在附近码头，等咱上船的时候再开过来。”
“那为啥不让咱就到码头上去上船呢？”
这句话把所有议论的人都问哑口了。问这句话的人是李全有的排长，三十一岁，会些文墨也有脑筋。李全有从排长眼睛里看到了恐惧，排长一到江滩上就打量了地形。这是一块凹字形滩地，朝长江的一面是凹字的缺口，被三面高地环抱。从高地下到滩上来的路很陡，又窄，那就是日本兵让中国战俘的双列纵队编为单列的原因。谁会把装载大量乘客的船停靠到这里？不可能。
排长让李全有看三面高地的顶上。那里站着密密麻麻的日本兵，月光照着他们的武器，每隔一段就架设着一挺重机枪。
“这是怎么了？还等什么呢？”
这样的提问已经没人回答了，战俘们有的站不住了，坐下来，饥饿干渴使他们驯服很多，听天由命吧。
这样等把月亮都从天的一边等到了另一边，船还是没来。本来冻疼、冻木的脚现在像是不存在了。被捆着绳子的手腕也从疼到木再到不存在。
“妈的，早知道不该让他们绑上手的！”
“就是，要是手没绑着，还能拼一下！”
“传单上还有他们司令官的名字呢！”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不冻死也要饿死了！”
李全有不断回头，看着三面高地上的日本兵，他们看起来也在等待，那一挺挺机关枪是十足的等待姿势。从月亮和星辰的位置判断，这是三更天。
过了四更，中国战俘们多半是等傻了，还有一些就要等疯了。伤员们你依我靠地躺着，有的是几个合盖一件棉大衣或棉被，此刻都哼唧起来：三更的寒冷连好好的皮肉都咬得生疼，别说绽裂的皮肉了。只有一个少年伤兵睡熟了，就是王浦生。
此刻王浦生打盹的地方离李全有隔着七八个人。伤员们得到一项优待：不被捆绑。
李全有又一次回过头，看见三面高地上的日本兵后面的天色亮了一些，把密密匝匝的钢盔照得发青。他刚把脸扭过来，就听见一声轻微的声响，轻得他不能确定是不是错觉。那声音应该是持指挥刀的军官干脆利落的手势——刀刃把气流一切为二的声响。李全有是个聪明也狡猾的士兵，会打会杀，也会逃会躲。尤其后两种本领，使他当兵当到而立之年，还全须全尾。
就在他听到这微妙声响时，他脑子一闪，他要第一个倒下。这就是说，在他不信赖任何人，尤其不信赖敌方的老兵的内心，冥冥中知觉自己和五千多个兄弟在走进日本人下的套。日本人下套的用心是什么，他一直猜不透，但他明白套已经完满地收口。下套的人都不会有良好用心，因此他在听到这一声轻微响声时，眼睛迅速地打量了一下周围的脚边。他离江水三四丈远，没指望朝那儿逃生，脚的右边有一处略凹的地面。
此刻所有中国战俘都听到金属摩擦的声音。有人说：“他们要干啥？”
回答他的是十几挺同时发射的机关枪。
而李全有已照准他看好的凹处卧倒下去。
一个战友的身躯砸在他身上，抽动着，头颅耷拉在他的背上，他立刻浸润在热血和脑浆的淋浴中。另一个身躯朝一边滚了一下，又朝另一边滚，顺着坡势滚到凹处，最后李全有觉得自己的下腹被重重地压住。垂死的生命力量真大呀，压住他的躯体不断向上拱起，腰部被撑成一个弧形，疼痛使躯体重复这个高难杂技般的动作，但每重复一次，弧度都在缩小、扁平下去，生命的涟漪就这样渐渐平复。李全有明白，人的脏腑原来也会呼唤，拱动的人体从脏腑深处发出的声响真是惨绝人寰，又丑陋之极。
枪声响了很久，盖在李全有身上的尸体被毫无必要地枪杀了再枪杀，每一次被子弹打中，那渐渐冷却的肉体都要活一次，出现一个不小的震动，震动直接传达到李全有身体里，扩散到他的知觉和魂魄里，因此他也等于一次次中弹。
等到四周安静了，战友流在李全有身上的血和其他生命液体已凝固到冰点，日本兵们从高地上下来。他们开始是设法在遍野的横尸中开路，发现很艰难，有的皮靴干脆踏到尸体上去，他们叽里呱啦地抱怨什么，或许靴子被血和泥毁了。他们一边走一边用刺刀和脚尖拨拉着中国士兵的尸首，昨天他们还相信要去吃馒头和罐头鱼呢！善良好欺的中国农家子弟，就这么被诱进了圈套。日本兵们打着哈欠，聊着，顺便朝那些看上去有一点活气的尸体扎上几刀，李全有就这样听着他们一路聊过来，扎过去。
李全有的一条腿感觉着潮冷的江风，但愿日本兵能忽略它，错把它当一条死去的腿。几分钟之后，他那条露天的腿就被一个日本兵盯上了，扑通一声，刺刀进入了他大腿上那块厚实的肌肉。肌肉本能地收紧，使刺刀往外拔的时候有些费劲。李全有一口暴出唇外的牙咬得铁紧，把那条腿伪装成毫无知觉的尸体的一部分。一点动掸就会前功尽弃，招致第二次枪杀。第二刀下来了，扎在第一刀下面一点。钢刀的利刃刺进皮肉，直达骨头的声响李全有自己都能听见。他整个身体都是这宰割声音的音箱，把声音放大了若干倍，传播到脑子里。因此在钢铁和肉体的摩擦声使脑子“嗡”的一下，全部的知觉记忆思维都刹那间被抹去，成了一片白亮。等到第四刀扎下来时，李全有觉得膝盖后面什么东西断了，断了的两头迅速弹回大腿和小腿，那是一根粗大的筋，这个断裂让他脑子里的白亮漫开了，漫向全身。
彻底的安静让李全有苏醒过来，他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但他知道自己活着，饥饿和干渴都过去了，他全身来了一股重生般的热力。
他等待着机会，一直等到天再次暗下来，他才在尸体下面慢慢翻身。这个翻身在平常是绝不可能的，再高难的军事训练也不能让任何军人完成它，他的两手被绑在身后，一条腿废了，全部翻身动作只能依靠另一条腿。
大概花了一个钟头，他才由伏倒翻成侧卧，侧过来就方便了，可以用一边肩膀、一条腿爬行，他小心地挪动，把动作尽量放小，现在他不能确定日本兵已经撤离了刑场，天色越来越深暗，他越小心的行进引起的伤痛便越猛烈，他不断停下，抹一把掉进眼里的汗滴。夜晚来临时他走了五六米远，这五六米的强行军把他浑身汗湿，两天的干渴居然不妨碍他出汗。他这是想往江边爬，无论如何要饮饱水再作下一步打算。
这次他停下来，是因为听到了轻微的声音，他浑身大汗马上冷了，难道日本兵真留下看守死尸的人了？他喘也不敢喘，用肩膀堵住大张着的嘴，再听一会儿，那声音说的是中国话：“……这里……伤兵……王浦生……”
李全有寻找着，四周没一个像活着的，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那声音再次出来：“……救命……”
他听出这是个男娃娃的嗓音，临时抓壮丁抓来的男娃娃不少。男娃娃把自己的虫鸣当做呼喊，以为方圆几里都该听得见。
李全有找到了同样被尸体掩盖着的王浦生，他的肚子挨了一刀，要不是一具尸体的小腿搭在他肚子上，他就被大开膛了。李全有见王浦生两个嘴角往面上裹的绷带里一扯一扯，知道小兵疼得欲哭无泪，便说：“不许哭！哭我不带你走了！你得想想，咱这是多大的命，多大的造化，才活下来的！”
小兵绷住了嘴。李全有让小兵想法子解开他绑在背后的双手。小兵用他毫无气力的手开始作业。解了一个多钟头，两人几次放弃，最终还是解开了。
现在以四缺一的肢体行动的李全有方便多了。他先爬到江边，同伴的尸体在江水上筑了一道坝，他得把一些尸体推进水里。然后他灌了一肚子血腥冲脑的江水，然后又用一顶棉军帽浸透水，爬回王浦生身边，把帽子里的水拧到小兵嘴里。小兵像得到乳房的婴儿一样，干脆把湿帽子抱住，大口唆吸。
等两人都喝饱水，李全有和王浦生并肩躺着，嘴里各自叼着一根烟杆。李全有自己的烟杆一直揣在身上，他为王浦生在近旁的尸体身上摸到一根烟杆。
“娃子，现在咱弄了个水饥饿，再抽一袋烟，精神就提上来了，咱就开路逃生去。”
王浦生十五年抽的第一袋烟是在死尸堆里，这是他怎样也料不到的。他学着李全有吸一口吐一口，希望李全有说的是真的，真能靠它长精神。
“人没水喝，三天就死，有水喝，要活好大一阵呢。”李全有说。
一袋烟的时间在这个死人滩上就是大半辈子，烟抽完李全有觉得王浦生再是个负担他也撂不下他了，但带着肚肠流出来的小兵逃生，靠自己不全的四肢，几乎不可能，李全有在抽烟时已经看好了路线，三面高地环抱的江滩，只有一面有爬上去的可能，日本人相中这块滩地行刑，考虑是周全的。相中这块地形，也在于它容易处理尸体，把它们全推进江水就妥了。
李全有在一具连长的尸体里找到了一个急救包，把它撕开，拉出里面的急救绷带和药棉。急救包里还有一小管药膏，李全有估计它无非是消毒消炎的药膏，便将它敷在药棉上，对着王浦生肚子上那个窑隆一堵。王浦生嗷了一声。
“看天上，咋飞来飞机了？”李全有说。
王浦生用疼得泪哗哗的眼睛瞪着夜色四合的天空，李全有把露在表皮外的那一小截肠子给杵了进去。
这回王浦生嗷都没嗷就昏死过去了。
李全有想，好在饿了两三天，肠子饿得干净透亮，感染的危险小一些。他在王浦生身边等着，等小兵醒来好带他走。小兵万一醒不来，他就独自逃。
小兵王浦生的气息非常微弱，将断不断。有几次，李全有的手指尖已经感觉不出一丝热气从小兵嘴里出来，但仔细摸摸，发现小兵的心还在跳。
李全有知道，越等下去，逃生的可能性就越小，敌人最终会来处理这几千具尸体，也许天一亮他们就要来了。而这个年轻的小兵就是不醒来。他发现自己紧紧攥着两个拳头，不是因为腿伤的剧痛，而是因为等待的焦灼。
也许李全有动摇过，想抛下小兵王浦生独自逃生。但他在向戴涛讲述这段经历时，没有承认，他说他绝不可能那么缺德，得到王浦生的帮助，解开了捆绑，而反过来把生死未明的小兵扔下，他坚守着王浦生，守到天蒙蒙亮。
天启明时，王浦生醒了，一双黑亮的眼睛在尸体一般灰白的脸上睁开。他看看躺在他身边的李全有，两人合盖着一件被血浆弄得硬邦邦的棉大衣。李全有说：“娃子，咱得走了。”
娃子说了一句话，但太轻了，李全有没听清。
“啥？”
娃子重复一遍。李全有明白了，娃子说自己走不了，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想再遭那疼痛的大罪。
“你让我白等你一夜？”李全有说。
王浦生求他再等等，等他肚子不疼了，一定跟他走。
李全有看看越来越白的天色，把王浦生一条胳膊背在自己肩上，他还算训练有素，能单腿趴着走，肩上还拽着个人。小兵不到一担麦重，这是好处。
雾气从江上升起来，可以当烟雾弹使，这又是个好处。大好处。
爬了八尺远，听见雾里传来脚步声。李全有趁着雾的掩护，立刻挤到两具尸首中间。心在舌根跳，一张嘴它就能跳出来。
脚步声在三面高地上响着。不是穿军靴的脚发出的脚步声，接下去李全有听见有人说话了：“……有好几千人吧？……” 是中国话！ “还看不清，雾太大了。狗日的枪毙这么多中国兵！”
“个狗日东洋鬼子！”
从口音分辨，这几个男人说的是南京地方话。并且年纪都在四五十岁，李全有分析着。
“那我们才这几个人，要干多少日子才能把尸首处理掉？”
“个狗日的东洋鬼子！……”
他们骂着、怨着，走到高地下面。
“都甩到江里，还不把江填了？”
“快动手吧，不然狗日的讲不定就来了！”
男人们蚂蚁啃骨头一般动作起来。
李全有想，现在暴露比一会儿暴露可能有利一些，因为日本人随时会出现，就是这些中国人想救他，在日本人眼皮下也是救不成的。
于是他喊了一声：“哪位大哥，救命！”
所有的议论声刹那间静下来，静得江涛打在尸体上的声音都显得吵闹。
“救命！……”
第二声呼喊招来了一个人，这人谨慎地迈腿，在尸体的肩、头、腿、臂留的不规则空隙中艰难前进。
“在这儿！”李全有用声音在大雾中给他导航。
有一个人带头其他人便胆大了，从尸山尸海里劈出的小径朝李全有和王浦生走着，他们几乎同时下手，把李全有和王浦生抬起，向高地的一面坡走去。
“不要出声！”抬着李全有的一个人说：“先找个地方把你们藏起来，天黑了再想办法。”
从江滩到高地顶上，李全有得知这种穿清一色黑马夹的人是日本军队临时征用的劳工，专门处理秘密枪毙的中国战俘。
这些埋尸队队员在苦力结束后，多半也被枪杀了，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清晨，埋尸队队员尚不知道等在前面的是同样的惨死。没被枪杀的有些因为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最低一档的汉奸，有些纯粹是因为幸运，还有个把聪明的，在后期觉得靠干这个挣薪水口粮（挣得还不错）不是什么好事，突然就消失了。总之，是埋尸队中活下来的个别人，把他们的经验告诉了我姨妈那类人——那类死了心要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八年春天日本兵在南京屠城的事件追究到底的人。
军人们进入教堂的第二天早上，阿顾失踪了。
九
阿顾是天没大亮时出去打水的，到了天大亮，他仍然没回来。
法比·阿多那多来到地下室，问赵玉墨她是否把去水塘的路线跟阿顾讲清楚了。赵玉墨确信她讲清楚了，并且阿顾说他知道那口小水塘，是个大户人家祠堂里的水塘，供那大户人家夏天养莲。
法比说：“那阿顾去了三个多钟头了，还没回来！”
法比从两件袍子里挑了一件稍微新一些的换上，又用毛巾擦了擦脸。他要去找阿顾，万一日本人麻烦上了阿顾，他希望自己这副行头能助他一点威风。不找阿顾是不行的，连担水的人都没有，像陈乔治这样的年轻男子，一律被日本人当中国战俘拉走枪毙，或者砍头，据最后两个撤出南京的美国记者说，日本兵把砍下的中国人脑袋当奖杯排列照相，在日本国土上炫耀。
法比按赵玉墨讲的路线沿着门口的小街往北走，到了第二个巷子，进去，一直穿到头。街上景观跟他上次见到的相比，又是一个样子，更多的墙黑了，一些房子消失了，七八只狗忙忙颠颠地从他身边跑过。狗在这四天上了膘，皮毛油亮。法比凡是看到一群狗聚集的地方就调开视线，那里准是化整为零的一具尸首。
法比右手拎着一只铅桶，随时准备用它往狗身上抡。吃尸体肉吃疯了的狗们一旦变了狗性，改吃活人，这个铅桶可以护身。从巷子穿出，他看见一片倒塌的青砖墙，是一片老墙。断墙那边，一注池水在早上八点的天光中闪亮。池塘边阿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许阿顾碰到了什么好运，丢下苍老的英格曼神父和他自己菲薄的薪水离去了。也可能阿顾被当成苦力被日本人征到埋尸队去了。尸体时时增多，处理尸体的劳务也得跟着增长才行。
池塘里漂着枯莲叶。这是多日来法比看见的最宁静和平的画面，他将铅桶扔进塘中，打起大半桶水，沿来路回去。这点水对于教堂几十口人来说，是杯水车薪，必须用英格曼的老宝贝福特运水。
法比回到教堂，将福特的后排座拆出去，把教堂里所有的桶、盆、大锅都搜集起来，塞到车上。第一车水运回来，陈乔治煮了一大锅稀粥，每人发了一碗粥和一小碟气味如抹布、口感如糟粕的腌菜，但所有人都觉得是难得的美味。
地下室里的女人们和女学生们已经好几天不漱不洗，这时都一人端一杯水蹲到屋檐下的阴沟边，先用手绢蘸了杯子里的水洗脸，再用剩的水漱口刷牙。
玉墨用她的一根发带沾上水，细细地擦着耳后、脖根，那一点点水，她舍不得用手绢去蘸，她解开领口的纽扣，把剐用水搓揉过的绿发带伸到上半部胸口，无意间发现法比正呆呆地看着她，她小臂上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某种病恹恹的情愫在她和法比之间曲曲扭扭地生长，如同一根不知根植何处的藤，从石缝中顶了出来。
等法比第三次去那小池塘打水时，就发现了阿顾的去处。祠堂前面居然驻着一个连的日本兵，是他们把阿顾打死的。法比断定出这样一个始末，阿顾担着两个水桶走到池塘边，正好碰见几个日本兵需要他的水桶，阿顾不懂他们叫唤什么，日本兵觉得让这个中国人懂他们的意思太费劲，就一枪结果了阿顾。中了弹的阿顾懵头懵脑地逃跑，却是在往池塘中心跑，追上来的第二颗子弹使阿顾沉进水里。
那口池塘实在太浅了，法比运了三趟水，扎在淤泥里的阿顾就露出了水面。法比趟着没膝的泥污，把阿顾往岸上拖，拖着拖着，法比感觉到自己有了观众：十多个日本兵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后，十几个枪口都对准他。但法比的脸一转过去，枪口便一个挨一个地垂下去。法比的白种人面孔使他得到了跟阿顾不同的待遇。
这一次法比的车没有装水，装回了阿顾。黑瘦子阿顾被泡成了白胖子，英格曼神父简单地给了阿顾一个葬礼，将他埋在后院墓地。
女学生们这下知道，这两天喝的是泡阿顾的水，洗用的也是泡阿顾的水，阿顾一声不响泡在那水里，陈乔治用那水煮了一锅锅粥和面汤……
书娟感到胃猛一动，两腮一酸，一股清凉的液体从她嘴里喷出。
她从阁楼上下来，想让新鲜空气平复一下恶心。
这时她看见地下室仓库透气孑L前面站着几个同学，是徐小愚、苏莫，第三个叫刘安娜，安娜也是个孤儿。那天徐小愚向同学们出卖了书娟，书娟一直不痛快她，睡觉时用背朝着她。徐小愚可不缺密友，马上就用刘安娜填了书娟的空。书娟猜出，徐小愚的父亲假如此刻来接女儿，徐小愚会请求父亲带走刘安娜而不是她孟书娟。尽管这样，书娟也铁下心决不主动求和。
书娟发现女同学们在看什么。从离地面两尺多高的扁长的透气孔看进地下仓库，可以看到一个宽肩细腰的男子背影，虽然法比借给他的绒线衣嫌宽嫌长，但肩膀脖子还是撑得满满的。这是能把任何衣服都穿成军服的男子。女学生们都知道二十九岁的少校叫戴涛，在上海抵挡日军进攻时打过胜伏，差点把日军一个旅赶进黄浦江，这段经历是英格曼神父跟戴少校交谈时打听出来的。戴少校对撤离上海和放弃南京一肚子邪火，并且也满脑子不解。从上海沿线撤往南京时，按德国将军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指导建筑的若干钢筋水泥工事连用都没用一次，就落花流水地溃退到南京。假如国军高层指挥官设计的大撤退是为了民生和保存军队实力，那么由国际安全委员会在中、日双方之间调停的三日休战，容中方军队安全退出南京，把城市和平交到日方手中协议，为什么又遭到蒋介石拒绝？结果就是中国军队既无诚意死守，也无诚意速撤，左右不是地乱了军心。英格曼神父和戴涛少校在这样的话题中有着共同兴趣。
受伤的小兵王浦生被窑姐们套上了貂皮大衣，绷带不够用，换成了一条条花绸巾。本来就秀气的男孩，经这么打扮，几乎是个女孩子，他靠在地铺上，铺边坐着豆蔻，各人手里拿着一把扑克牌，一本旧杂志搁在两人之间当牌桌。
从透气孔看不清地下仓库的全貌，谁挪进“西洋镜”的画面就看谁。现在过来的是赵玉墨，她低声和戴少校交谈着什么，没人能听见两人的谈话，无论我姨妈孟书娟怎样紧绷起听觉神经，也是白搭。她有些失望，戴少校对玉墨这种女人也会眉目传情，令十三岁的书娟十分苦闷。
既然我姨妈书娟无法知道玉墨和戴涛的谈话，我只好凭想象来填补这段空白。在日本兵的屠杀大狂欢的缝隙中，一个名妓和一个年轻得志的军官能谈的无非是这样的话。
“头一眼看到你，就有点面熟。”
“不会吧？你又不是南京人。”
“你也不是南京人吧？在上海住过？”
“嗯，生在苏州，在上海住过七八年。”
“最近去过上海？”
“去过好几回。”
“跟谁去的？有没有跟军人去过？就在今年七月？”
“七月底，正热的时候。”
“一定是那个长官把你带到空军俱乐部去了，我常常到空军俱乐部去混。”
“我哪里记得？”
玉墨笑起来，表示她记得牢靠得很，就是不能承认，那位长官的名声和家庭和睦是很要紧的。
是红菱的叫嚷打断了玉墨和戴涛的窃窃私语。
“我们都是土包子，只有玉墨去过上海百乐门，她跳得好！……”
红菱是在回答上士李全有的请求。李全有请红菱跳个舞给他看。
所有女人都附和红菱：“玉墨一跳，泥菩萨都会给她跳活了！……”
“何止跳活了，泥菩萨都会起凡心！”
“玉墨一跳，我都想搂她上床！”
这句话是叫玉笙的粗黑窑姐说的。
戴少校说：“玉墨小姐，我们死里逃生的弟兄求你一舞，你不该不给面子吧？”
“就是，活一天是一天，万一今晚日本人来了，我们都没明天的！”红菱说。
李全有似乎觉得自己级别不够跟赵玉墨直接对话，都是低声跟红菱嘀咕几句，再龇着大牙笑嘻嘻看红菱转达他的意思。
“谁不知道南京有个藏玉楼，藏玉楼里藏了个赵玉墨，快让老哥老弟饱饱眼福！”红菱替李全有吆喝。
“人老珠黄，扭不起来了！”玉墨说着已经站起身。
书娟必须不断调整角度，才能看见赵玉墨的舞蹈，最初她只看到一段又长又细又柔软的黄鼠狼腰肢，跟屁股和肩膀闹不和地扭动，渐渐她看见了玉墨的胸和下巴，那是她最好看的一段，一点贱相都没有。肩上垂着好大的一堆头发，在扭动中，头发比人要疯得多。
渐渐地，书娟发现自己两腿盘了个莲座，屁股搁在潮湿冰冷的石板地面上，身子向右边大腿靠。换个比书娟胖又不如书娟柔韧的女孩，都无法采取她的坐姿。她同时发现，原先在另外两个透气孔看西洋镜的同学都走了，也许是被徐小愚带走的，表示对她书娟的孤立。
玉墨又圆又丰满却并不大的屁股在旗袍里滚动。书娟觉得这是个下流动作。其实她知道，这种叫伦巴的舞在她父母的交际圈里十分普遍，但她认为给玉墨一跳就不堪人目。高等窑姐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戴少校，少校的眼睛开始还跟她有所答对，但很快吃不消了，露出年轻男子甘拜下风的羞怯。玉墨却还把少校拉回来，简直是个披着细皮嫩肉的妖怪。
书娟对戴少校越来越失望。一个正派男人知道这女人的来路，知道她这样扭扭不出什么好事来，还笑什么笑？不仅不该微笑，而且应该抽身就走。就像书娟母亲要求书娟父亲所做的那样，任何贱货露出勾引企图时，正派如书娟父亲那样的男人必须毫不留情面地抽身。书娟在夜里听到父母吵架，多半是因为某个“贱货”，她始终没搞清那“贱货”是父亲的女秘书，还是他的女学生，或者是个女戏子。但愿那个被母亲一口又白又齐的牙嚼碎再啐出的“贱货”没有贱到赵玉墨的地步。
书娟看着玉墨的侧影，服帖之至：一个身子给这贱货扭成八段，扭成虫了。
现在玉墨退得远了些，书娟可以看见她全身了，她低垂眼皮，脸是醉红的，微笑只在两片嘴唇上，她的声音真圆润，为自己的舞蹈哼着一首歌，那微微的跑调似乎是因为懒惰，或因为刚从卧室出来嗓音未开，总之，那歌唱让人联想到梦呓。
她再次扭到戴教官面前，迅速一飞眼风，又垂下睫毛，盖住那耀眼的目光。我能想象赵玉墨当时是怎样的模样，她应该穿一件黑丝绒，或深紫红色丝绒旗袍，皮肤由于不见阳光而白得发出一种冷调的光。她晋级到五星娼妓不是没理由的，她一贯貌似淑女，含蓄大方知书达理，只在这样的刹那放出耀眼的光芒，让男人们觉得领略了大家闺秀的骚情。
而我十三岁的姨妈却只有满腔嫉恨：看看这个贱货，身子作痒哩，这样扭！
玉墨移动到李全有面前。李全有是老粗，女人身子跟他只隔两尺距离两身衣裳，浪来浪去，光看没实惠，实在让他受洋罪。他嘿嘿傻笑，掩饰着满身欲望。只有豆蔻一人浑然不觉地跟王浦生玩牌，玩着玩着，小小年纪的新兵也被赵玉墨的舞蹈俘虏了。
“出牌呀！”豆蔻提醒。她扭头一看，发现王浦生从花红柳绿的绷带中露出巴掌大的脸蛋朝着玉墨，眼光在玉墨胸部和腰腹上定住。她在他手背上打了一巴掌。那天夜里埋尸队把李全有和玉浦生送来，豆蔻就让出自己的铺位给王浦生。给王浦生清理肚子上的伤口时，豆蔻看见小兵瘦得如纸薄的肚皮裂开一寸半的口子，嘴巴一样往外吐着红色唾沫，还露出一点灰色的软东西。李全有告诉女人们，他当时想把娃子流出来的肠子全杵回去，但还是留了一点在外面。只能等法比·阿多那多或英格曼神父从安全区请来外科医生处理。从那一会儿，豆蔻就成了小兵王浦生的看护，喂吃喂喝，把屎把尿。
王浦生让豆蔻打了一巴掌，回过神来，朝她笑笑。
根据我姨妈的叙述，我想象的王浦生是个眼大嘴大的安徽男孩，家乡离南京一两百里，从小给大农户扛活，所以军队到他们庄子上抽壮丁，抽的一定就是这种男孩，因为没有人护着他们。这个大孩子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对叫豆蔻的小姑娘一笑，嘴角全跑到绷带里去了。豆蔻看着，爱得心疼。豆蔻和王浦生差不多年纪，连自己的姓都不记得，说好像是姓沈。她是被打花鼓讨饭的淮北人拐带出来，卖到堂子里的。
豆蔻在七岁就是个绝代小美人，属于心不灵口不巧心气也不高的女子，学个发式都懒得费事，打牌输了赌气，赢了逼债，做了一年，客人都是脚夫厨子下等士兵之流。挨了五年打，总算学会了弹琵琶。身上穿的都是姐妹们赏的，没一件合身，还有补丁。妓院妈妈说她：“豆蔻啊，你就会吃！”她一点不觉得屈得慌，立刻说：“唉，我就会吃。”她唯一长处是和谁对路就巴心巴肝伺候人家。
她若想巴结谁就说：“我俩是老乡吔！”所以普天下人都是豆蔻的老乡。她若想从客人或者姐妹那儿讨礼物，就说：“哎哟，都搞忘了，今天是我生日哎！”所以三百六十五天都可能是豆蔻的生日。
豆蔻说：“你老看她干什么？”
王浦生笑着说：“我没看过嘛。”
豆蔻说：“等你好了，我带你到最大的舞厅看去。”
此刻豆蔻妒忌玉墨，但她从来都懒得像玉墨那样学一身本事。
王浦生说：“说不准我明天死了哩。”
豆蔻手在他嘴一拍，又在地上吐口唾沫，脚上去踏三下。“浑讲！你死我也死！”
豆蔻这句话让红菱听见了，她大声说：“不得了，我们这里要出个祝英台了！”
这一说大家都静下来。玉笙问：“谁呀？”
红菱不说，问王浦生：“豆蔻刚才对你说什么了？”
王浦生露在绷带外面那一拳大的面孔赤红发紫，嘴巴越发咧到绷带里去了。豆蔻说：“别难为人家啊，人家还是童男子呢！”
大家被豆蔻傻大姐的话逗得大笑。李全有说：“豆蔻你咋知道他是童男子？”
只有玉墨还在跳。她脸颊越来越红，醉生梦死发出的爱意给她上了两片胭脂。
连我十三岁的姨妈都看迷了。
我在写到这一段，脑子里的玉墨不止是醉生梦死的。她还是怀旧的。她在想一个男人，最后一次让她对男人抱幻想又幻灭的男人。那个男人姓张，叫国谟，不过一般人都叫他的字：世祧。张世祧家几辈人经商开实业，到了世祧这辈，张家祖父决定要让长孙世祧成为读书人。在海外读了书的世祧回到南京，在教育部做了个司长。这是张家贴钱也要他做的门面。世祧假如那天不参加同学会的“男子汉之夜”，就不会碰到赵玉墨，若不碰上玉墨，他就不会堕落。他若碰上的是红菱、豆蔻之类，连一句话都不会跟她们说。当然红菱和豆蔻之流，也入不了那样的舞厅。在中央路上的赛纳舞厅不大，表演卡巴拉的都是一流歌手和舞娘。舞票也很贵，一块大洋一张，有时候当红舞女要三四张舞票才伴一场舞。常有些富家公子小姐背着家人到那里玩。那是赵玉墨守株待兔的地方。那天的玉墨优雅之极，戴一串白珍珠，一看就是真品，捧一本《现代》杂诗。她打扮成大户人家的待嫁小姐，还装出一点超龄待嫁小姐的落落寡合。世祧一帮人一进来就注意到了坐在舞厅侧边扶手椅上的小姐。“男子汉之夜”的男人们的猎物就是此类小姐，他们中有人猜她在等自己跳舞的女同学或女同事。也有人猜她是皮鞋不合脚，把脚跳痛了，在短暂养伤。张世祧看着两个朋友上去，邀请她跳舞，都在她委婉的微笑上碰了钉子回来。大家选举世祧去试试运气。
世祧问她肯不肯赏光去喝杯咖啡，她看他一眼，怯生生的，但她还是站起来了。她站得亭亭玉立，等他为她披外衣，就像懂些洋规矩的小姐一样。世祧听见朋友们和着舞乐怪叫，这是一声吵闹的集体醋意。
“小姐贵姓？”
“我叫赵玉墨。先生呢？”
张世祧说了自己的名字，同时想，好一个落落大方的女人。喝咖啡时，他问她在读什么，她就把她刚从杂志上读到的东西贩卖给他。《现代》杂志上都是现代话题，政治、经济、国人生活方式和健康，电影明星的动向和绯闻。虽然她端庄雅致，但他觉得她不仅止于此。她不时飞来的一两瞥眼风太耀眼了，他给刺激得浑身细汗，喉口发紧，心脏肿肿胀。世桃身边的女人是从不释放雌性能量的女人，并且很看低有这种能量的女人。从传统上说，男人总是去和他妻子、母亲那样的女人成立家庭，但从心理和生理都觉得吃亏颇大。成熟一些的男人明白雌性资质多高、天性多风骚的女人一旦结婚全要扼杀她们求欢的肉体渴望。把那娼妓的美处结合到一个良家女子身上，那是做梦，而反之，把淑女的气质罩在一个娼妓身上，让她以淑女对外以娼妓对你，是可行的。譬如赵玉墨。她是一个心气极高的女子，至少有一万个心眼子。对付三教九流，她有三教九流的语言、做派。她从小就知道自己投错了胎，应该是大户人家的掌上明珠。难道她比那些掌上明珠少什么吗？她四书五经也读过，琴棋书画都通晓，父母的血脉也不低贱，都是读书知理之辈，不过都是败家子罢了。她是十岁被父亲抵押给做赌头堂叔的。堂叔死后，堂婶把她卖到花船上。十四岁的玉墨领尽了秦淮河的风头，行酒令全是古诗中的句子，并且她全道得出出处。在她二十四岁这年，她碰上了张世祧，她心计上来了：先不说实话，迷得他认不得家再说。二十四岁的名妓必须打点后路，陪花酒陪不了几盏了。听她讲身世时，两人已经在一间饭店的房间里。世祧刚知道做男人有多妙，正在想，过去的三十年全白过了。他旁边躺着着他的理想：娼妓其内淑女其表。这个时刻，他还不知道赵玉墨是彻头彻尾的、职业的、出色的名娼妓。
她讲的身世掺了一半假话，说自己十九岁还是童身，只陪酒陪舞，直到碰上一个负心汉。负心汉是要娶她的，她才委身，几年后负心汉不辞而别，她脱下订婚钻戒，心碎地大病一场，差点归阴。她泪美人那样倚在世祧怀里，参透人世凄凉的眼神谁都经不住，别说心软如糯米糍粑并有救世抱负的张世祧。世祧不仅没被玉墨的倾诉恶心，还海誓山盟地说，他张世祧决不做赵玉墨命中的第二个负心汉。
赵玉墨的真相是世祧的太太揭露的。张少奶奶在丈夫世祧的西装内兜里发现了一张旅店经理的名片，苦想不出世祧去旅店做什么。家里有的是房子，去旅店能有什么好事呢？张少奶奶照旅店上的电话打过去，上来便问经理：“张世祧先生在吗？”经理称她为：“赵小姐。”张少奶奶机智得很，把“赵小姐”扮下去。“嗯，嗯”地答应，不多说话。经理说：“张先生请我告诉你，他今天下午四点来，晚一小时，请你在房间等候。”
张少奶奶只用了半天工夫就把赵玉墨的底给抠了。她向世祧摊底牌时，世祧坚决否认赵玉墨是妓女。张少奶奶动员世祧所有的同学朋友，才让他相信南京只有一个赵玉墨，就是秦淮河藏玉楼的名娼。这时已太晚。赵玉墨的心术加房中术让世祧恶魔缠身。他说赵玉墨是人间最美丽最不幸的女子，你们这样歧视她仇恨她，亏你们还是一介知识分子。
其实让张世祧这种男人浪子回头也省事，就是悲悲慽慽地吞咽苦果，委委屈屈地接受现实，一心一意地侍奉老人和孩子。世祧在欧洲待了六年，他标榜自身最大的美德是人道精神，从不伤害人，尤其是弱者，尤其是已受伤害的弱者。张少奶奶不仅隐忍克制，而且真病假病一起来，眼神绝望，娇喘不断，但一句为难世祧的话都不说，连他每晚去哪里都不过问。这就让世祧的同情心大大倾斜，碰上赵玉墨小打小闹，使小心眼动小性子，他已不觉可爱，他烦了。政府各部门内迁时，世祧本来说好要给玉墨赎身，再给她买张船票，让她悄悄跟到重庆。出发前夕，世祧送来一封信，说自己在空袭中受了伤，一时去不了重庆，将由张太太陪同去徽州老家的山里静养。随那封信，带给玉墨五十块大洋和一根金条。还不如前面的负心汉，豁出一个钻石戒指。这位相信所有人生下来就平等的教育长官，看玉墨就值一根金条和五十块大洋。
我姨妈书娟此刻悟到，她的母亲和父亲或许也是为了摆脱某个“贱货”离开了南京，丢下她，去了美国。母亲和父亲吵了几个月，发现只能用远离来切断父亲和贱货的情丝。她用自己的私房钱作为资金，逼着父亲申请到那个毫无必要也毫无意义的考察机会。书娟此刻还意识到，她和母亲的生活里是没有赵玉墨这类女人的。要不是一场战争，她们和书娟永远不会照面。男人们在贱货们面前展露的，是不能在妻子儿女面前展露的德性，是弱点。这些寄生在男人弱点上的美丽女人此刻引起了书娟火一样的仇恨。教堂墙外烧杀掳掠的日本兵是敌人，但对于十三岁的女孩来说，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是抽象的敌人，而地下仓库里的这些花花绿绿的窑姐，对于书娟，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反派。她们连英雄少校也不放过，也去开发他的弱点。
所以她对着透气孔叫了一声：“骚婊子！不要脸！”
屋里的声响顿时静下来。
“谁在外面？”玉墨问。
书娟已经从透气孔挪开了，站在两个透气孔之间，脊梁紧贴厨房的外墙。
“臭婊子！”书娟换了一嗓音叫道。“不要脸！”反正里面的人看不见她。
“是不是婊子，日本人都拿你当婊子！”
书娟听出，这是黑皮玉笙的声音。
“你们以为你们跟婊子不一样，扒了裤子都一样！”
这是红菱的声音。
书娟用假嗓子骂道：“臭婊子骚婊子不要脸！”
“你们听着，日本人就喜欢拿黄花、r头当婊子！英格曼神父看到几十个日本兵排队干一个黄花丫头，老头儿求他们发发善心，差点给他们开枪打死！哪个担保她不是爹妈的千金！”这是叫呢喃的窑姐的嗓音。
书娟发现自己微微张开嘴，好久不咽一口唾沫，呢喃这婊子说的是真的吗？一定不是真的，是当鬼故事编出来吓唬她的。
“安全区都给日本人搜出好几十黄花丫头来了！”红菱幸灾乐祸地欢呼。
书娟想，原来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而在于强暴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对于强暴者，知羞耻者和不知道羞耻者全是一样；那最圣洁的和最肮脏的女性私处，都被一视同仁，同样受刑。
她突然更加仇恨这些窑姐。她们幸灾乐祸的正是强暴抹除了贵贱之分。
书娟从厨房后面铲来一铲煤灰，浮头上还有一些火星。她走到透气孔跟前，掂量着：就算这一铲热灰有一半能挥进孔里，就算有两团火星落在那些靠男人弱点喂养的贱货脸上，也让她书娟痛快痛快，多少也给女同学们解了恨。要不是这些女人进来，洗礼池里的水一定够她们十六个人喝的用的，就因为贱货们偷水洗衣服洗脸洗屁股，她书娟和同学们才喝了泡阿顾的水，要是水够喝，阿顾也不会出去打水，中了子弹……阿顾在她们翻墙进来的时候，就把自己作为男人的弱点给她们抓住了，所以才倒戈，把她们放进来。
现在连她眼中的大英雄戴少校都用男人的弱点宠她们，纵容她们。少校放下了矜持，放浪形骸起来。少校宁可忍受左胁枪伤的疼痛，也要进入名妓蠕动的怀抱。
书娟发现玉墨一边搂着少校蠕动，一边不断朝透气孔转过脸，她知道书娟还没走，她向女孩示威：在你的骂声中，我赵玉墨又征服了一具灵肉。她还让书娟看看，她也会做红菱、做豆蔻，做一切下九流的女人，破罐子破摔，摔给你看。她把漂亮的翘下巴枕在少校宽阔的肩上，两根胳膊成了菟丝子，环绕在戴少校英武的身板上。少校的伤让她挤得剧痛，却痛得心甘情愿。她突然给少校一个知情的诡笑，少校脸上挂起赖皮和无奈的笑容。她感觉到他欲火中烧，他的赖皮笑容答复她：都是你惹的祸呀。
所有窑姐和军人都知道两人眼光的一答一对是什么意思，全都笑得油爆爆的。只有王浦生不明白，拉住豆蔻的手，问她大家在笑什么。豆蔻在他蒙了绷带的耳朵边说：“只有你童男子问呆话！”她以为她是悄悄话，其实所有人都听见了，笑声又添出一层油荤。
书娟比量着铲子的长度，考量应该怎样提高带火星的煤灰的命中率。
“你在那儿干什么？”
煤灰连同铲子一块落到地上。书娟回过来，看着法比·阿多那多。 “你要干什么？”他看着地上的煤灰，还有三两个火星闪动。
书娟不说话，只是脊梁贴着墙直立。被老师罚，也不必站这么直。法比个子高，当然是无法从透气孔里看西洋镜的。
地下仓库里更欢腾了，还有人击掌，舞步节奏快了一倍，就是要气气骂她们“骚婊子”的人。
法比向厨房的门走去。书娟明白他要去干涉地下仓库那帮男女，再不干涉，秦淮河的生意真要做到教堂里来了。法比刚一转身，书娟就趴在透气孔上。
现在名妓赵玉墨的舞蹈变了，上流社交场子的姿态和神态全没了，舞得非常地艳。那是叫吉特巴的舞蹈，更适合她浪荡妖冶。她舞到人身边，用肩头或胯骨狎呢地挤撞一下他们。她的胯骨撞到戴少校身上时，少校给她撞得忘了老家，撞出一个老丘八的笑来。她赵玉墨再不用拿捏了，可把长久以来曲起的肠子伸直了，她知道骂她“骚婊子”的女孩仍然在做她的观众，她就浪给她看，她的浪是有人买账的，天下男人都买账……
书娟看到地下仓库里的人顿住一下，都往头顶上那个通向厨房的出入口看。书娟知道这是法比在那里叫他们开门。
玉墨只停顿一下就舞下去了。
不知是谁为法比打开了出入口的盖子。法比进到地下仓库时，玉墨对他回眸一笑。
副神父用英文说：“安静！”
没人知道他说什么。红菱说：“神父来啦？请我跳个舞吧！跳跳暖和！”
后来，书娟知道，是小愚带着安娜和苏菲向法比告的状，要法比来干涉窑娜们“劳军”。
法比不像以往那样用纯正的江北话下禁令。他只用带江北口音的英文一再重复：“请停止。”他的脸枯黄衰弱，表情全部去除，似乎对这些窑姐有一点表示，哪怕是憎恶，都抬高了她们。他此刻要表现一种神性的高贵，像神看待蛆虫一样怀有平常心。
果然，一个无声响无表情的法比使人们收敛了，玉墨首先停下来，找出一根被拧得弯弯曲曲的仕女香烟，在蜡烛上点燃，长长吸一口。戴少校走到她身边，借她的烟点着自己的烟。
“请大家自重，这里不是‘藏玉楼’，‘满庭芳’。”法比说。
“哟，神父，你对我们秦淮河的门牌摸得怪清楚的！”呢喃不识对务，还在跟法比贫嘴。
“神父是不是上过我们的门？”玉笙更没眼色，跟着起哄吃豆腐。
女人们笑起来。
法比的目光瞟向赵玉墨，意思是：早就知道你的高雅矜持是冒牌货。现在你本性毕露了，也好，别再想跟我继续冒牌，也别想再用你的妖邪织网，往我头上撒。
“对不起，神父，刚才大家是太冷了，才喝了点酒，跳跳舞，暖和暖和。”戴少校不失尊严地为自己和其他人开释。
“外面情况越来越坏，日本兵刚进城的时候还没那么野蛮，现在越来越杀人不眨眼。”法比说，“他们还到处找女人，见女人就……”他看看玉墨，又横了一眼疯得一头汗的红菱和呢喃。他接下来的话不说，她们也明白。
法比离开地下仓库时，回过头说：“别让人说你们‘商女不知亡国恨’。”
玉墨的大黑眼睛又定在他脸上。
红菱用扬州话接道：“隔江犹唱后庭花。”
“红菱不是绣花枕头嘛！”一个窑姐大声调笑：“肚里不止麦麸子，还有诗！”
“我一共就会这两句。”红菱说着，又笑。“人家骂我们的诗，我们要背背，不然挨骂还不晓得。”
呢喃说：“我就不晓得。豆蔻肯定也不晓得。保证你骂她她还给你弹琵琶。”
豆蔻说：“弹你妈！”
法比说：“如果你们亲眼看见现在的南京是什么样，看见南京人口每分每秒在减少，就不会这样不知羞了。”
说完转身登上梯子，戴少校似乎清了清喉咙。
法比走到厨房外，沉默地对书娟打了个手势，让她立刻回到阁楼上去。
十
晚上九点多，英格曼神父从他读书的安乐楼上慢慢起身。几天的缺粮已经给了他另一套形体动作，起身放得很慢，让降低了流速的血液有足够时间回流到头颅里，不至于造成昏厥。他也在这几天中精减了一些动作，使每个动作都绝对经济，绝对必须，不必花费的卡路里绝不浪费。
现在他的晚上都在这间不大的阅览室度过。阅览室隔壁，是教堂的图书馆，藏有教堂七位神父搜集的书籍，以及从义卖会上花很少的钱买来的书籍。历届外国使节离任，都会举行捐赠或义卖会，把他们认为不值当装船运出中国的物品和书籍以非常便宜的价钱卖出来，或干脆捐赠，反正卖和捐之间没有太大区别。一百年来，教堂图书馆的书去粗取精，分门别类，藏书很全面也很丰富。
英格曼神父走到壁炉前，扶着壁炉的上框蹲下去，这也是饥饿给他的新动作，六十岁的英格曼在几天前从不用扶壁下蹲。他的膝盖响得如木炭爆裂。他用火钳把最后那根燃烧了一半的木柴夹起，调整一下它的角度，让它最有效地燃烧。天太冷了。
法比的卧室在图书馆另一边。这时法比仍没有回来。不知为什么，他跟法比的交流冲动总是错位，法比来跟他谈话时，他恰恰在享受孤寂，而他从孤寂中出来，渴望跟法比交谈时，法比或是敷衍，或者根本不见踪影。英格曼神父悲哀地总结，世上人大概都像他和法比，离不开又合不拢。A需要B时，正是B情感自足因而最不愿被打扰的时候，而当B需要A的陪伴、慰藉和交流时，他的需求对于A已成了纯粹的负担。不合时宜的陪伴和交流就是恼人的打扰，为了保证不被打扰，就不要接受他人的陪伴。人和人不是因为合得拢在一块，而是因为拆不开，都在被动地无奈地陪伴别人，也忍受别人常常成为打扰的因而是多余的陪伴。
现在他正间接地接受着地下仓库的女人和军人的多余陪伴，这份纯粹成了打扰的陪伴。
埋尸队队员把两个中国伤兵送进教堂的第二天，英格曼神父就去了安全区。安全区每天被日本兵搜查若干次，青壮年男性百姓都被当隐藏的中国军人拉走了。安全区的几个领导东奔西扑地营救，结果是一次次徒劳。被抓住的青壮年若有一点抗拒，当场就被枪毙。于是他把请求安全区接收那几个中国伤病员的话吞咽了。他只是悄悄地把正在给排成长龙的病号看诊的威尔逊医生拉到一边，问他能不能抽一小时到教堂做个手术。什么样的手术？腹部被刺刀扎穿了……英格曼刚说一句，罗宾逊医生紧张地问他，不会是中国战俘吧？英格曼问他怎么知道的。医生告诉他，埋尸队队员里出了败类，把其他队员营救中国战俘的事叛卖给日本人了。日本人一清早就活埋了好几十个埋尸队队员。从此处理战俘尸体都要在日本兵的监视下进行。罗宾逊医生忠告神父，假如教堂真的收留了逃过死劫的中国战俘，一定要马上送他们走。英格曼神父从安全区回来，来到地下仓库。那个临时居处还算有体统，图书馆的一块旧窗帘把空间分为两半，男人占一个小角落，剩下的区域归女人。英格曼神父从来没闻过比那间地下仓库更复杂浑浊的气味；陈年累代的粮食、腌品、奶酪、红酒……它们作为物质的存在已消失，但它们非物质的存在却存留下来，不止存留下来，而是活着；气味们继续发酵，丰富，生长得肥厚浓浑，几十年来这气味的生命繁衍生殖变异，成了个气味王国，任何入侵者都会受到它的凶猛抵抗。英格曼神父从出入口顺着梯子下来时，几乎被气味爆炸炸昏。这个气味王国现在更加丰富，十几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体臭，两大桶排泄物，加上香水、香脂、梳头油、铅粉、烟草……英格曼神父很快觉得，不仅是他的鼻子受不了，连他的眼睛都受不了了，气味太强烈了，他灰色的眼球感觉到它的辛辣，汪起眼泪。那个时候他已知道，姓戴的军官伤势也不轻，胁骨被子弹打断了，伤口一直有血渗出。重伤号叫王浦生，才十五岁。见英格曼神父进到地下仓库，小兵躺在那里把右手举到太阳穴，行了个军礼。一看就知道男孩既想讨好他，又畏惧他，生怕他无情地撼卫教堂中立，把他们驱逐出去。英格曼神父突然改变了嘴里的话。他来时口中排好的第一个句子是：“非常抱歉，我们不能够把你们留在这里养伤。”这时他对着敬礼的王浦生一笑，嘴唇启开，话变成了：“好些了吗？”他知道这就非常难了。假如预先放在舌头尖上的话都会突然改变，他更没法临时调度其他辞客语言。他想说服伤兵们离开教堂，去乡下或山里躲起来。他们可以趁夜晚溜出教堂，粮食和药品他可以给他们备足。而一见王浦生缠满绷带的面孔，整理编辑得极其严谨的说辞刹那间便自己蜕变，变成以下的话：“本教堂可以再收留诸位几天。不过，作为普通难民在此避难，少校先生必须放弃武器。”
伤员们沉默了，慢慢都把眼睛移向戴涛。
戴涛说：“请允许我留下那个手榴弹。”
英格曼神父素来的威严又出现了：“本堂只接纳手无寸铁的平民。”
戴涛说：“这颗手榴弹不是为了进攻，也不是为了防御。”他看了所有人一眼。
英格曼神父当然明白这颗手榴弹的用途。他们中的两个人做过俘虏，经过了行刑。用那颗手榴弹，结局可以明快甚至可以辉煌。对战败了的军人来说，没有比那种永恒的撤退更体面更尊严了。走运的话，还可以拖个把敌人垫背。
戴少校头一次被神父缴械后，偷偷留下了一颗小型手雷。这颗德国制造的小手雷作为他最后的家当被偷偷藏下来，带进了地下仓库。几个女人偷偷向那时还活着的阿顾检举了这颗手雷，因为她们跟一颗进口高级炸弹住在一个空间睡不着觉。阿顾又把这颗手雷检举给了英格曼。
“假如你藏着炸弹，就不是手无寸铁的难民了。”神父说。
叫李全有的上士说：“少校，就听神父的吧。”
戴涛冷冷地对李全有说：“让东洋鬼子缴了械，还不够？”
英格曼明白他没说出的话更刺耳——现在还要让西洋鬼子缴械？
戴涛对李全有和王浦生说：“现在你们是我的下级，我是你们的长官，你们只有服从我的本分。”
此刻叫赵玉墨的女人从帘子那边走进来，温情地看着每个男人，似乎她是一个大家庭的年轻主妇，希望能调停正闹不和的男人们。
英格曼神父记得自己当时对那女人微微一点头，刹那间忘了她低贱的身份。他感觉由于那个女人的出现，男人们的氛围变了，一股由对立而生的张力消减下去。其实她什么也没说，也没动，带一点女人不讲原则的微笑，惋惜地看着男人们：和和气气的多好，什么值得你们扯破脸？
英格曼还记得自己当时说，如果手榴弹拉响，日本人指控教堂庇护中国军人，教堂收留难民的无辜慈善之举，将会变成谎言。最重要的是，激怒了占领军，他们会夷平教堂，包括它荫庇下的十六个少女。她们是战争中最柔弱的生命，一旦成为牺牲品，将是最不堪设想的牺牲品。
然后，他告诉他们从安全区回来的路上目睹了什么。当时法比开车从小巷绕路回教堂，碰见几十个日本兵围在一个门廊下，正剥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的衣服。他叫法比马上停车。他摇下车窗，探出他穿教袍的上半身，用英文大声叫喊：“停止！看在上帝的分上！……”日本兵就把他们两个眼证给灭除了。他平铺直叙地把事件讲完又说：“本来不想告诉你们这个令人不悦的事情，但我想让你们明白，我们——希望也有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以不危及女学生们的安全为准则，收留你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危及了她们，更何况你们还藏有武器。”
戴涛和另外两个军人都沉默了。他当时陪着他们沉默一会儿，让他的话在他们的脑子里渗一渗，才离开了地下。当天下午，戴涛把那颗手雷交给了他。就是那时，他和年轻的中国少校交谈了上海撤退和南京失守的事。奇怪得很，叫戴涛的陌生军人恰是在英格曼最渴望交谈时出现的。那半小时的谈话，双方情绪兴致那么对接，非常罕见。
此刻英格曼裹紧鹅绒起居袍，打算回自己居处睡觉。他端着蜡盏沿着楼梯下到大厅，却听见门铃在响。他立刻回到楼梯上，撩起黑窗帘，打开朝院子的窗户。
法比已经赶到门口，正在和门外的不速之客对话。说是对话，外面的人只用门铃来应答法比的问话：“请问有什么事吗？……这里是美国教堂！……没有粮食、燃料！……”法比每发一句话，门铃的应答就更增添一些恼怒和不耐烦，有时法比短短的句子还没结束，就被打断，几乎就是在用门铃跟法比骂架。
英格曼飞快地下楼，穿过院子，拉上圣经工场的门，又检查了一下撞锁是否锁严实了。他突然意识到，上锁反而不安全，入侵者总是认为值得锁的地方都藏有宝贝，必然会强行进入，这样反而给阁楼上藏身的女孩们增添危险。他掏出挂在皮带上的一串钥匙，哆嗦着手把一把把钥匙试着往匙孔里插。最终把门打开，摸黑进去，对着天花板说：“孩子们听着，无论发生什么，不准出声，不准下来！”
他知道女孩们听见了，转身朝厨房跑过去。
“日本人来了，不准出声，一切由我和法比对付！”
他听见某个女人说了半句话，想打听什么，又马上静下来，不是被捂住嘴，就是被轻声喝住了。
英格曼神父在去大门口的路上想好了自己的姿态，语调。在离大门口五步远的地方站住，深呼吸一下，对仍在徒劳喊话的法比说：“打开门。”
法比回头看一眼英格曼神父，被神父从容淡定的声音和步态镇住。神父似乎等的就是这一刻，要亲自看看，在他的感召力面前，有没有不被征服的心灵，有没有不回归的人性。
因此当大门打开，迎着入侵者的走来的是一个白须白发、仙风道骨的老者，他宽恕一切孩子，各种肤色的、各种品格的，无辜的或罪恶的。日本兵在按门铃集聚起来的怒气，似乎被英格曼神父接受一切的微笑释放了出去。
“我们饿！”带头的日本下等军官用滑稽的英文说道。
“我们也饿。”英格曼说。以怜惜普天下所有的喊饿的生命的那种泛意关怀：“并且干渴。”他补充道。
“我们要进去。”下等日军军官说。
“对不起，这是美国教堂。阁下应该把它当美国国土对待。”英格曼坚决不收起笑容。
“美国大使馆我们都进。”
英格曼听说了，位居安全区最安全地带的美国大使馆常有日本兵强行造访，能偷就偷，能抢就抢，把撤回美国的外交官和美侨的汽车都拉走了。看来远离市中心的这座古老教堂倒比安全区安全。
“我们进去自己找饭！”下等军官大起喉咙。
他后面七八个日本兵似乎听到了冲锋号，一起拥动，挤进了大门。神父知道一旦事情闹到这程度，只能听天由命。
法比对神父说：“打开门就完了！”
神父说：“南京的城墙都没挡住他们。再说我们的墙连女人都翻得进来。”
法比和英格曼神父紧跟日本兵后面，进了教堂主楼。没有灯也没有点蜡烛，凝固在大厅里的寒冷比外面更甚。日本兵在大厅门口迟疑一会儿，下等军官的手电筒光圈照了照布道台上的圣者受难塑像，又照了照高深莫测的顶部，退了回去，似乎怕中了埋伏。
英格曼神父小声对法比说：“一旦他们搜查圣经工场，我们就要设法声东击西，引开他们的注意力。”
法比小声说：“怎么声东击西？”
神父沉吟着。这种关键时刻无非是牺牲次等重要的东西来保住最重要的。
“去叫乔治发动汽车。”
法比领会了神父的意思。日本兵抢到一辆汽车，就可以在上级那里领赏，也可以用它跟汉奸换吃的和易带的值钱物，比如金银珠宝。占城四五天，日军里已开始黑市交易。
日本兵刚推开圣经工场的门，就听见教堂院子某个角落传来汽车引擎声响。一听就是上了年头的引擎，连咳带喘，一直发动不起来。他们循着老汽车的哮喘声，跟着手电光，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车库，也找到了正躺在车肚皮下“修车”的陈乔治。
日本兵踢了踢陈乔治的脑袋。陈乔治赶紧用英文说：“谁呀？修车呢！”陈乔治的英文比日本军官的还难懂。
英格曼此刻说：“乔治，请出来吧。”
法比刚才已把陈乔治导演过一遍，台词都为他编好了，全是英文台词。现在从老福特肚皮下慢慢爬起的陈乔治把角色台词全忘了，满脸黑油泥都盖不住惊慌。
“你是谁？”日本军官问。
“他是我的伙伴兼杂工。”英格曼走到陈乔治和军官之间。
陈乔治按法比给他编排的戏路子，继续说英文台词——不管那英文多么侉，多么让天下讲英文的人都不敢相认，他还是让日本军官懂了，车坏了，正修理，但一直修不好，日本军官对七八个士兵说了两句话，士兵们都大声“嗨”了一下。日本军官转向英格曼说：“必须借用汽车。”
英格曼神父说：“这不是我的个人财产，是教会财产，本人没有权力借给任何人。”他亲爱的老福特是他抛出的替死鬼，必须牺牲它来保住藏在阁楼上和地下仓库里的生命，尽管他与老福特的关系更亲，更难舍难分。他说了那番话，为了让日本兵相信，这番割舍对他的迫不得已，除此外教堂再没有值得他们垂青的物事了。他加了一句：“所以能否请长官打一张借条，我好跟教会财务部门交待？”
日军官看着这老头，好像说：你难道是在月球上活到现在？连战争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用英文说：“到占领军司令部，拿借条。”
不管英格曼神父和法比怎样继续摆出阻拦和讲理的姿态，日本兵们已将老福特推出了车库。日军官坐在驾驶座上，踩了几脚油门，琢磨一会，就把车踩燃了。日本兵为打到如此之大的猎物欢呼怪叫，都成了一群部落喽哕，追在汽车后面跑出大门。
法比在英格曼神父身边很响地喘一口气。陈乔治两眼直瞪瞪的，仍然不太相信仗真的打进了这个院子，而且就这样与他擦身而过。
英格曼说：“他们拿走了我们最值钱的东西，我们应该会安全一些了。”
未完待续...
